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人口少子化的挑战比人口老龄化更为深刻，因为生育是人类人口发展的源泉。

　　中国的邻邦日本，正在遭受“人口少子化”的困扰。1989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被称为“1.57”危机。2005年，这一数字下挫到1.08，日本媒体惊呼“少子化已达危害国家兴衰地步”。与此同时，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少子化问题也日渐浮现。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我国0～14岁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6.60%，比2000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约为1.18。人口学家惊呼：中国已经步入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国家行列。

　　然而与人口老龄化相比，少子化的威胁却没有引起国人的足够关注。“养老和生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应对人口老龄化就必须直面少子化问题”，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当前特别需要对我国的人口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用高瞻远瞩、统筹兼顾的“历史巨眼”来省思和观照，用发展的眼光来考量当下的问题，重塑“大国人口观”。

　　步入少子化时代

　　从人口学理论分析，适度、理想的低生育率被称为“更替水平”，也就是总和生育率在2.0左右。这一数字在2.1以下的叫做“低生育率”，1.5以下的为“很低生育率”，1.3以下的为“超低生育率”，1.0以下的为“灾难性低生育率”。“目前我国一些超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的生育率都在1.0以下”，穆光宗说。

　　少子化已经成为21世纪困扰发达国家的社会病。“但问题是，欧美国家的生育率水平降低至2.0之后就基本停止了，但日本和中国的的情况却不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分析，从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已连续10年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并呈持续下降趋势。2000年“五普”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22，“六普”时已经下降为1.18。“这样来看，问题就相当严重了”。

　　受访专家分析，中国的少子化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发展速度极快。对此，“80后”们都有明显体会：父母一辈有四五个兄弟姐妹的情况非常普遍，但“80后”则多是独生子女。

　　“即便抛开计生政策的影响不谈，中国目前的生育潜力也不是很大，因为育龄妇女的人数在迅速减少。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我国的人口结构将会呈现‘倒金字塔结构’”。王广州说。

　　而且，少子化的发展速度也并非人们想象的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异。“一方面，城镇人口生育水平极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户籍人口老化速度非常快，只不过这个问题被大量的流动人口遮盖了”，王广州说，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生育率平均也不足2.0，“六普”数据显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农村妇女的生育率在1.64左右。随着城镇化和外出打工的快速发展，少子化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是“未富先老、未富先少”。“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降低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持续了上百年。加之这些国家拥有较好的市场经济环境，社会组织能够较好地适应人口变化，政府有时间设置相应的机构、部署政策措施等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问题。”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梁中堂说，“而我国却是‘未富先老、未富先少’。因此少子化在中国造成的社会问题会更多。”

　　“特别是我国还存在1.5亿个独生子女家庭，这种‘4-2-1’式的核心家庭结构本身就是风险家庭，其自我养老的能力受到普遍质疑。”穆光宗说。

　　三是少子化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我国不仅缺乏对长期超低生育率负面后果的清醒认识，也没有做好思想理念和物质积累等方面的准备”。在穆光宗看来，“现在很多人仍被中国的人口总量所迷惑，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已从数量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从单一型人口问题转向复合型人口问题”。

　　“目前社会上对退休制度、养老金领取年龄的热议，表明公众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认识在逐步加深，因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但对于少子化这样比较隐性的问题，大家还没有足够的警惕”，王广州这样认为。

正视人口风险

　　多位人口学家不约而同地将中国少子化问题集中显现的时间点，指向了2023～2028年。

　　“按照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假定1980年独生子女母亲的平均生育年龄是25岁，成为需要照料的依赖性老人的平均年龄是70岁，那么2025年以后这些父母的‘老年赡养照料危机’将逐渐爆发”。穆光宗说，这个时点大致与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点趋同，届时微观家庭承受的压力和宏观社会承受的压力将一起爆发。

　　上世纪60年代，中国迎来了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其规模远大于美国的“婴儿潮”。从1962年、1963年开始，每年出生的人口接近3000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梁中堂说：“这些人到2023年开始进入60岁，2028年进入65岁，届时每年将会有近3000万人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受计生政策影响，同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只有1000多万。各种社会问题将逐步凸显。”

　　这些社会问题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家庭风险。“少子化将导致家庭生命周期缩减。家庭生命周期包括形成期、扩张期、收缩期、空巢期、不完全家庭，少子化将导致子女不在、配偶不在、空巢期提前到来等情况，改变整个家庭的结构和家庭的行为方式”，王广州说，这在人口学上会引起连锁反应，独生子女、双独家庭、无子女家庭、空巢家庭都会迅速上升，生活不能自理无人照顾的老人数量也会迅速上升。

　　二是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穆光宗说，养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年轻人口供养老年人口，老年人口分享年轻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最好的人口格局是年轻人口的供给超过了老年人口的需求，从而形成一个有人力储备的人口安全格局。但中国的现实是，生育率的下降导致年轻人口亏损且情况愈演愈烈，老年人口的需求将超越年轻人口的供给，带来持续性的养老难题。

　　“按照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老年人最终能够领取到养老金，并不是因为他们把钱存在了那里，而是因为年轻人在不断创造价值，使养老金保值甚至增值，如果没有了创造价值的环节，社保系统很难正常运转下去。”王广州说。

　　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少子化还将深刻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劳动力的结构对应着一种产业结构，有什么样的产业就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这是一种相互适应的关系。“过去劳动力过剩，就要求我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现在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也要求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王广州说。

　　三是文化、观念层面的扭转。“必须正视生育观念的巨大惯性”，穆光宗说，自从1980年提倡一胎化的《公开信》颁布后，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生育一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晚婚晚育、少生不生。“观念决定行为。我们观察到的超低生育率已经不完全是政策要求的结果，而很可能是公民观念转变的结果。‘人口惯性强，船大早掉头’。这提示我们，必须更加清醒地看待将要面对的人口风险。”

　　“目前少子化对中国的影响还处于‘前叶’。我们看到的只是表象”，王广州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及时应对，真的等到十几、二十年后风险集中凸显时，局面将难以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