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看来，百姓对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获得感”，源于医务人员妙手回春带来的真切感受，那么，大家对公共卫生的获得感恰恰应该源自“没有感觉”。“关口前移，什么都不发生，就是公共卫生的成功。”

　　  2004年，高福结束了13年的海外教职生涯，回到北京。彼时，我国刚刚遭受了SARS的无情摧残。

　　 “我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SARS。”高福坦言，SARS疫情暴发之初，他便开始与中科院相关机构商讨对策，“一流的疾控体系首先要有一流的科研支撑”。

　　  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正是高福的专长。此后十余年，就职于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高福和传染病“较上了劲”：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系统地研究了包括H5N1、H7N9、新型蝙蝠流感在内的不同亚型流感病毒，以及新型冠状病毒囊膜蛋白与受体的结合、病毒释放及病毒耐药机制，在《科学》《自然》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取得“大满贯”。

　　  在高福看来，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近些年国家对基础科学，尤其是传染病相关领域的重金投入直接相关。“863”计划“百人计划”“973”计划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数百亿元的投入，无疑为基础科研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接下来，高福又将目光投向实际应用，用他的话说，既要有基础科研的“顶天”，也要兼具实际应用的“立地”。2011年，高福就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这让我的视野从基础科研拓展到与国民健康紧密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

　　  SARS后的中国公共卫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2009年，我国启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覆盖人群逐步增多，服务项目不断扩展，迄今共包含11类内容。国家规定的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也由最初的每人每年15元增至2015年的每人每年40元。与此同时，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农村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初步建立。

　　  我国不仅在部门间有效开展了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还将其成功延伸至国外。高福说，以登革热为例，自2010年以来，我国在云南省边境地区建立了68个疟疾防治咨询服务站，在缅甸边境地区建立了80个疟疾防治咨询服务站。通过及时沟通疫情信息、实行跨境疫情处置联防联控机制，有效阻止了境外大量登革热病例输入。

　　  2014年3月，埃博拉病毒疫情迅速在西非蔓延，仅仅数月，近3万人感染，1万多人死亡。同年9月16日，中国政府派出59名（后增至62人）工作人员组成首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出征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


　　  作为检测队队长，高福说，首批移动实验室检测队累计检测血液样本1635份，占到塞拉利昂全国检测量的1/4。“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援外行动。同时在全球化时代，传染病无国界，不控制疫源地，它会向全世界蔓延。所以我们必须把防控关口前移。”

　　  传染病防控，关键还在一个“快”字，力求第一时间将病原扼杀在摇篮里。自2004年起，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上线运行。到目前为止，我国疾病防控信息体系已运行28个业务应用系统，涵盖公共卫生、免疫规划、救灾防病等大部分疾控领域，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率达98%，平均报告时间缩短至0.8天，为防控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

　　  经过十余年不懈努力，SARS后几乎从“废墟”上重建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已然脱胎换骨。“更为可贵的是，我们没有忘记传统优势——爱国卫生运动。”高福说，这项传统工作几乎涵盖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所有内容，与百姓健康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