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真是非常奇妙。在街上、在商场、在地铁公交上、在成都的任何一个角落,张国英有时会想,身边的人,也许正是由她亲手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可是她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她。
60岁的张国英,很可能是成都目前在职时间最长的助产士。从1976年参加工作以来,40年的时间里,她接生的新生儿超过一万名。从公立医院到私立医院,张国英一直在第一线工作,把一个又一个婴儿从母亲的肚子里温柔地带出来,再小心翼翼地交给一旁欣喜若狂的亲属。
在产妇中间,流传着张国英的许多传说:她一摸胎儿的头,就能准确说出婴儿的重量,“七斤八两“;甚至听胎心就能判断胎儿的性别。张国英知道后,笑笑说,太夸张了吧。
整个成都市,恐怕再也找不到比她经验更丰富的助产士了。当初跟张国英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里,只有她还在产床旁随时待命。刚刚进产房那阵,一夜接生七八个婴儿是常有的事,日夜颠倒的轮值夜班也上了很多年。有时疲倦极了又没有多余床位休息,就跟护士长挤在一张床上,抱着对方的腿,这样睡着了不容易掉下去。
▲ 九十年代与同事们合影(张国英在前排右二)
张国英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自然分娩,剖宫产比例很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剖宫产开始普及,每天手术台上的产妇川流不息;到了前几年,国家对剖宫产比例作出了详细规定,于是关于头部经过产道挤压的婴儿更健康、成长过程中更不易患上感统失调之类症状的说法开始流行,选择顺产的产妇也逐年增多。
▲ 这张照片拍于1992年,张国英接生的新生儿
不管如何变,张国英始终做好自己的那一份工作:把胎儿从母腹带来人间。40年至今,每接生一个婴儿,她都会有一种成就感;而与此相随的,是对接生全过程的精益求精,就连伤口缝合时的线头,也必须收结得完美无比。
就因为如此,到医院指名点姓要张国英来接生的产妇络绎不绝。尤其二孩政策放开以来,她经常是接生完老大,过一两年又接生老二。有一次她在几年里先接一个男孩,再接一个男孩,最后以一对龙凤胎结束,那一家人都快开心得忘了姓什么。
而40年来,张国英也在这一方小小的产床旁,目睹了时代变迁、人生百态。如今的产妇,性情观念都大相径庭。有的产妇一进医院,就指名不要男性参与:不要男医生、不要男护士、甚至不要男麻醉师——即便是整个医院负责孕产的大Boss产科主任也不行,为此医院专门培训了女麻醉师。
而有的产妇恰恰相反,点名要男医生,因为她们觉得男性更沉着、更有力、更干净利落,让她们更放心。
▲ 现在,每周一是张国英的门诊时间
张国英回忆起刚刚进入成都市妇产科医院那阵,几乎每天都有华西医大的学生来产房,因为规定是不管学什么专业都需要全医院所有科室实习。产妇很是云淡风轻的坦然,而学生也是一脸严谨。原因很简单:医生的眼里只有病人,没有性别。
张国英有时感慨:时代进步了,观念有时却好像没有。有的产妇需要做侧切术才能顺利分娩,她去告知产妇,产妇却尖叫起来:“不要!”耐心说服死活不听,于是只有继续等待。
▲ 到医院指名点姓要张国英来接生的产妇络绎不绝
有的产妇信任度极其单一,只相信自己指定的医生护士。若是遇上正好不在,即便等上几个小时,也要等医生回来。
产妇的身体素质也差别各异。年轻又经常锻炼的,生产起来也有力,往往很快就分娩下婴儿;身体娇弱一些的,很快就精疲力尽了;意志坚强的,即便感觉困难也坚持要顺产,最终在张国英的协助下也如愿以偿;时常喊痛的,最后常常都上了手术台。其实如今已经比原来条件好太多了,张国英刚开始工作那阵,连麻药都还没怎么用呢。
而在这方面,老外的表现堪称逆天。张国英为一位美国女士接生的时候,她一边用力生第三胎,一边嘴里吭哧吭哧地嚼着冰,这一幕让坐月子的中国妈妈看了会昏过去;另一名白人女士不打麻药,生完孩子两小时,就跟没生以前看上去一样,走路行动一切如常。
▲ 张国英在做术前准备
产妇的差异不算什么,产妇和配偶的差异才让张国英感觉有些奇怪。
一开始,夫妇两人的年龄都相当;后来慢慢地,老夫少妻的情况开始渐渐普遍起来;再后来,又时不时出现少夫老妻的情况,二三十岁的丈夫陪着三四十岁的妻子来生产。
一般都是丈夫陪同生产,要不就是产妇的母亲陪同;可有一回也有产妇让一名中年男子陪同,说那是她父亲。一般来说即便是父女,父亲总是男性,总有些不便。能做的也就是帮女儿擦擦汗,在她身边安慰鼓励。
张国英心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但她从来不问。这是职业要求,也是职业道德,她就算再犯疑,也绝不开口多说一个字。
一位年轻产妇生完孩子跟张国英抱怨:“明明之前都说好了的,她又跑来闹。”张国英先是一头雾水,后来看到陪同这位年轻产妇的男人,又陪另一个产妇来生孩子。张国英才恍然大悟:以后这家产,可不好分啊。
还有的家属在生产中全程手机录像。张国英善意地提醒他:拍没关系,可一定要保存好。
▲ 刚刚于两天前由张国英接生的新生儿与产妇
其实不管怎么折腾,能活着就好。张国英每天都在体验新生,但她并不是没有见过死亡。
有一名产妇,生产后有些出血,张国英觉得虽然也算是普遍现象,可经验让她总是感觉不大对劲。她把产妇留在了产房里以待观察,没有让家属把她带回病房休息。半小时后,产妇就出现休克症状,医生护士们对她经过两个通宵的抢救,把她踏进鬼门关的一只脚硬生生拽了回来。
这是张国英的职业生涯里,最有成就感的一次经历。
但并不是人人都这么幸运。高血压、羊水栓塞、重症肝炎,每一样都可能致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来自金堂山区的产妇就因为有高血压长期没有得到治疗,分娩完成后很快撒手人寰。穷得叮当响的家属把医院的被盖都拿了回去,说要不然她走的时候就没盖的。而另一位因为羊水栓塞去世的产妇,临走时只来得及说四个字:“我很难受”。
张国英也见过突如其来的暴力:病人在手术台上抢救无效去世。家属不由分说,彪形大汉把不到一米六的女医生摁在墙角,一拳接着一拳。
无论医院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有不讲道理、油盐不进的产妇和家属。但一般而言,私立医院的客户层次更高,也更能沟通,虽然往往也更挑剔。
▲ 正在门诊的张国英
医疗条件毕竟还是与时俱进的。四十年来,张国英看过的产妇和新生儿因抢救无效去世,不超过10例。
即便如此,她还是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做得越久,她反而觉得胆子越小,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和意外估计更多,对操作要求也越严谨。
可生命仍然是脆弱的。一个同事的熟人,张国英给他们接下一个健康的婴儿。一年后,听说孩子的父亲已经因车祸而去世。还有的婴儿出生三个月后,就因为大人的疏忽而窒息身亡。
降生时的喜悦,也许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被突如其来的悲伤所取代。只是再惨痛的回忆,也只能等待被时间冲淡。
如今走在街上,只要一看到孕妇,张国英就会不自禁地暗暗端详:她怀了几个月了?预产期大概是什么时候?胎儿的营养供给怎样?她生产会遇上什么样的困难?
▲ 张国英说她手上抱过的娃娃上万个,每一个她都爱得不得了
她把一个又一个的新生命带到人间。每一次抱起他们交给家属,张国英都会发自内心地流露出喜爱和赞美。她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他们都能好好地活着。毕竟,她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接触到的第一个人。
虽然如今每天彼此擦肩而过,他们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