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安康镇坪计生委在这件事上的确错了，对它的反思应当扩大到全国基层计生委。时代变了，计生工作的具体方法必须跟着变。国家反对大月份引产的政策必须坚决落实，而且各地计生委应创造性地顺应社会人权进步，寻找社会代价最小的人口控制途径。
计生工作的这种调整应成为坚定不移的进程，粗暴简单的工作方式在社会各领域都将被驱逐，及时和积极的调整只会带来主动，消极者将被推着做被迫的调整，社会不可能允许任何领域做过去时代的博物馆。
然而无论有过多少粗糙，计划生育对中国的贡献是这一重大国策的主要方面。这是中国几代人口学专家和更广泛领域学者反复争论后的主流意见，也是实践中这一政策利弊对冲的真实情形。
计生政策今后应不应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目前有了更多争论。然而究竟该怎么做，应当通过有组织的国家级学术研究和民意征询才可做出决定，而不可让少数几个人在媒体上说一说，就轻易主导计生工作未来的方向。
对镇坪大月份引产事件，舆论批判应就事论事，如果要批判计生工作，应十分慎重，避免被抽象的集体记忆和社会愤怒情绪主导。因为如果让这一事件的处理变成对违反计生政策者的实际鼓励，从而加大基层计生工作的难度，就显然成了我们维护基层人权的某种“副作用”。
现在有一些媒体有意无意将基层计生工作放到保护人权的对立面，而且进一步将计生工作中的问题总结为整个体制的“不人道”，这样做是偏颇的。
计划生育同“绝对人权”的确有冲突，因为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家庭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孩子，只要一“计划”，就有了“不自由”。然而中国的现实国情是人口基数大，控制人口是为了给发展人权多留一些空间，是为了现有人口和未来人口活得更好，因此它总体上是“人权工程”，而绝非“反人权”的。
落后且人均资源少的发展中国家，个人私权环境会相对有些紧巴，西方发达社会的道德示范有很强吸引力，但不折不扣地移到中国并不现实。中国社会因为人口和资源的拥挤，以及在发展路上的拥挤，不得不有更多的组织性，这是我们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现实。
拒绝对“度”的认识，将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将中国社会送入钻牛角尖的纠结。过去的中国为了集体利益一再伤害私权，如今出现了私权解放运动，它很灿烂，但也不时出现极端的迹象，使社会公共利益在强调私权的过程中被遗忘。
大月份引产必须禁止，这是道德底线，违反者应被追究。另一方面，强行超生也是错误的，超生多个孩子的家庭应当依法受到责罚。社会舆论只有维持这样的平衡，才是这个国家之幸，才能既保护具体家庭，也不伤及计生国策。
